今天故事的主题是

「巴西2-1日本」

北京时间2026年6月30日凌晨，‌美国休斯敦体育场，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我在看巴西对阵日本的现场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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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年前的‌北京时间1994年7月10日下午‌，美国达拉斯棉花碗体育场，美国世界杯1/4决赛，我在看巴西3比2赢下荷兰的赛事重播。

十几个小时前，父亲已经熬夜看了凌晨3:35分的赛事直播，直呼过瘾，于是兴奋招呼邻居来看重播，我便凑到电视机前凑趣‌。那是我跟着父亲看的第一场世界杯。32年后，巴西又回到美国参加世界杯，而我的父亲已经不再陪我看球了。

94年世界杯，我12岁，读小学六年级。在一段时间里，我发现父亲夜深了还不想睡，经常深更半夜爬起来看球。父亲告诉我，这叫世界杯，四年才有一次，是全世界最好的球队聚在一起打比赛；父亲还告诉我，他是巴西队球迷，所以这个队的比赛必须场场不落。

经父亲置顶推荐，我看的第一场球便是“父亲主队”笑到了最后。那五粒梅花间竹的进球，那缱绻缠绵的摇篮曲，都在我幼年的记忆中存盘加密。当三大球星联袂荡漾空中摇篮时，贝贝托的这个宝贝儿子一定会幸福地晕厥。

等他长大，贝贝托一定会告诉这个孩子：“我、马津霍叔叔和罗马里奥叔叔，曾在全世界面前哄你入睡。”

地老天荒，父爱无疆。

如今，贝贝托之子马特乌斯已年近32岁，“星二代”高开低走混迹于美国第二级别联赛。他在采访中说，父亲是他最崇拜的偶像，从父亲身上学到了谦逊、尊重和牺牲精神。他还说：不管成功与否，至少要把这份热爱坚持下去——这话估计能把62岁的贝贝托听得老泪纵横。

连摇篮襁褓都变成中登了，听摇篮曲的人注定是要老去的。

初闻不知曲中意，再闻已是曲中人。

那场赛后，我在一份《新民晚报》上读到了对打入制胜一球的巴西人布兰科的采访，标题就叫做“令人闭嘴的一球”。这使我意识到，不仅体育本身充满激情，体育新闻也可以充满张力，二者都是血脉贲张的存在。

那个时候，体育媒体并不像如今这般风生水起，更没有瞬时推送世界杯动态的新闻客户端。父亲就手绘了一份赛程表，每天比照赛事结果填写比分。我对这份表格很感兴趣，经常问父亲，如果小组赛两队积分相同该怎么办。父亲说，那就看净胜球呗；我又问父亲“净胜球是啥意思？”父亲又解释给我听。我就像一个“好奇宝宝”，在世界杯殿堂左顾右盼，东张西望。

如今，当我六岁儿子拿我手机点开直播吧查看世界杯32强实时对阵表，还问我啥叫“越位”时，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叫做“足球传承”。

1994年的决赛是在一个清晨举行的。我摇醒了父亲，和他一同观看巴西与意大利的巅峰对决。巴西夺冠，巴乔悲情，父亲很高兴也很唏嘘。

世界杯就这样结束了。我记住了一场激情的比赛，记住了一枚悲情的人物；记住了一个清苦的镜头，也记住了一次动情的庆祝。

1998年法国世界杯决赛，又是一个凌晨，父亲特许我在高中学业最紧张的阶段看了这场球，也共同见证了巴西队浓烈的失意。

“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结合巴西队近两届遭遇，我把这句歌词写进了暑假作文里。

足球评论员黄健翔曾在书中写道：“感谢足球，可以使我从中赚取很多钱。”

我想说的是，感谢父亲，可以使我爱上足球，并通过足球找到一份体育媒体工作，然后又通过工作及足球写作赚一些钱，得以自食其力。

2000年，自尊却不圆融的父亲遭遇下岗，失去了稳定的工作。随后几年，他不得不外放下“办公室郑主任”的脸面外出找活儿，断断续续尝试了几份零工，终因面儿太薄放弃。这对他精神打击很大，长期苦闷，最终被确诊为“帕金森”。这个疾病简单来说就是，多巴胺匮乏造成大脑运动调节功能失衡，引发运动障碍，造成行动不便。而众所周知，多巴胺是人类的“快乐源泉”。

八年前，父亲受到“帕金森”病痛摧残，活动时间越发短促，生活质量每况愈下，以至于儿子对爷爷的大致印象就是“老躺着”。熬夜看世界杯早已不在计划之列。我记得俄罗斯世界杯开赛九天后，父亲方才瞅准晚8点档的黄金时间看了第一场球。这场球的一支队伍叫哥斯达黎加，另一支队伍叫巴西。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药效渐失、每天只能限时活动四个小时的父亲落下了很多巴西队的比赛。12月9日，他定了23:00的闹钟，支撑他起身的理由当然还是巴西队。由于1/4决赛点球惜败克罗地亚，父亲的看球旅程戛然而止。这是他目睹的桑巴“最后一舞”，也是他看过的最后一场世界杯赛。

后面三年，他受尽病痛折磨，身形消瘦到肋骨隐约可见，活动半径逐步缩小至床沿周边，从卧室移步卫生间需在家人搀扶下耗时二十分钟，经常向我轻诉“毫无生活质量可言”。

说实话，当父亲第一次从口中吃力说出“生活质量”的时候，我足足愣了几秒钟——父亲内心深处依然向往着如常人一般生活呀。

近两年，我为谋生，不得不将工作重心由南京迁至上海，陪伴父亲的时间渐少。

2025年6月26日下午4点，父亲给我打来电话，问我在干什么？在长沙出差的我回答“在酒店赶稿子”，他忙不迭吃劲地回了一句“那你先忙工作吧”，便迅速挂断了电话。这短暂的一分钟通话，竟成为我们父子俩的永别。

这个电话拨通两天后，父亲就离开了我们。

2025年6月28日下午5点，接到妈妈急电时，我即将结束一天的采访，正在收纳话筒线、归置拍摄器材。

似乎，父亲临走前还生怕打扰到我工作，还在用尽气力支撑到我收工。

他总是这样无言地支持着我的工作，就像他32年前做的那样。

是他爱看的巴西队激发了我对足球的热情，是他爱读的《新民晚报》触发了我对媒体的向往，继而促使我在大学期间主动阅读体育报道期刊、刻意练习球评文本写作，并顺利在毕业后凭借多篇见报稿件获得了一份体面的报馆体育编辑工作。

父亲“丢下”我的那个下午，我在赶赴机场的出租车里失声痛哭；那个晚上，我在因大雨滞留的机舱里低声啜泣。

长沙的夜雨，我的泪。

我流尽了二十年的泪水储备量。

回想起来，好像自工作之日起，我就再没哭过了。

我在职业生涯中已领取过两次裁员赔偿金，在44岁这个最不被职场待见的年纪，我仍然坚忍倔强地打着第七份工。

是的，工作绝无可能击倒我。

两年前，我从第六家企业获赔走人，父亲艰难挪步给我开了屋门。担心我有心事，他便好意宽慰道“没事，不急着找工作，还有我呢”。我当时心里嗤笑了一声，你那四千块钱退休金能干什么？

“没事，还有我呢”，此刻想起，父亲是多么心疼我呀。尽管自己已“肌无力”，但一想到“儿子有难”便又凭空生出了气力。

听母亲说，他在最后几天只是躺着，已经完全没有气力了，连轻轻吞咽都没有气力了。

那一分钟的通话记录，我总是不忍翻看，但想他的时候又忍不住会去看。这是父亲对我最后的、最用力的爱呀。

我想，他一定是调集全身气力点亮了手机屏幕，用尽所有气血才拨下了那几个摁键。

他是想跟他的儿子好好道个别的。

写到这里，我已经止不住地流泪了。

今年清明节回老家扫墓，在父亲卧室抽屉中无意翻见了他珍藏多年的报纸，都是我二十年前初入报馆时写的球评、做的版面。

在我编辑的2006德国世界杯特刊收官版面中，我曾这样写道：我是抱着“给你好看”的态度来做《狂飙06》（世界杯特刊名）的，因为自家订阅了一年的快报（当时我供职于南京《现代快报》），不想给父亲大人“难看”。我知道同事们的父母也很关注子女供职的这份报纸，所以估摸着大家都不敢让父母失望，都挺勤奋的。什么叫“把读者当作衣食父母”，这就是了。

原来，我曾拥有过如此热诚的文字，父亲则热诚地珍藏着。

我知道，他当时是很为我能够跻身报馆感到自豪的。他按年订阅着这份报纸，会把我稿件中打动他的句子编成短信（当时还没有智能手机）转发给我并奉上溢美。等上完夜班的我睡到自然醒后开机，便能自动接收到父亲发来的夹杂感叹号的读后感。

我猜想，中年下岗的他，可能是因个人事业不尽如人意，因而始终寄望于我，希望我工作顺遂。

他希望我过得比他好。

父亲自尊敏感，热诚内敛，安分守己、一生无争，他的爱静水流深。

近些年，我对这一丧失多巴胺分泌能力的疾病也越来越有所了解，也越来越认同忠厚兄长在父亲走后关照我的话：“制造快乐也是一种能力，我们都需要具备这样的能力”。

而我也已经具备了制止悲伤的能力，那就是尽量不要去想一个人对你的“好”。

可当我看到身穿传统黄袍的巴西队入场，我又忍不住想起爸爸了。

作家刘原前几天撰文说“世界杯在，我们的荷尔蒙就还在”，可陪我一起看球的父亲已经不在了。

爸爸，我今晚看了巴西队的比赛，我今晚很想您。

巴西赢了，贝贝托也来了，你一定很开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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